批著殖民情結外衣的當代文青旅行日記

作為一本虛構紀實小說，《臺灣漫遊錄》通過主角二人的遊歷，藉由飲食和鐵道旅行側寫 1930 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樣貌。小說投入了大量田野與歷史考察，從車站便當、地方料理到鐵道旅行的細節，皆帶有濃厚的文化展示意味。作者意圖探討「民族身分認同」的問題，藉由「吃」這件事，映照殖民地人民與日本帝國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，卻也止步於此。看似是在「重建 1930 年代」，實際上更像是「2020 年代的人，透過 1930 年代的外殼，投射自身的情感與身份焦慮」，答案是懸而未決的。

飲食成為了導覽手冊上的一頁，而非歷史本身

飲食書寫貴在展現特定的時代精神。《細雪》以季節飲食與生活儀式描寫舊上流階級的衰落；《臺北人》中地方菜系是對舊有身份的悼念。在這些作品中，食物是人物精神狀態與社會處境的延伸。單純從飲食書寫的角度來看，本書使用「角色一邊吃，一邊講解。」的方式作為主要描述手段，解釋食物、介紹由來雖然能夠發揮傳遞知識的作用，卻很難讓讀者看見飲食背後的複雜社會脈動。比如，有一段提到街上小販販售的肉燥飯改用日本的「蓬萊米」，而實際上自此後蓬萊米日後逐漸取代在來米，使得在來民多用於加工品‬，永久改變了當地飲食的生態。但青山千鶴子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人類學家，要求其對於地方風土有深厚體察，也確實有些牽強。於是乎，豐富的飲食，被擺在了展示櫥窗，而非歷史舞台。

被抹去存在感的小人物、未曾活出自己的主角們

延續上述所言，小說中的地方歷史、民俗與殖民脈絡，多半透過角色之間的一問一答來傳遞，使人物逐漸失去作為「人」的厚度，而更像作者用來轉述資訊的媒介。王千鶴尤其如此。她被塑造成一位帶有神秘氣息、熟知地方文化的人物，但也因此逐漸淪為「語音導覽機」。除了不斷講述歷史與文化之外，讀者幾乎很難從她的行為、語氣、衣著或細微習慣中，看見她真正的性格與精神世界。

不只是王千鶴，小說中的本島人士紳、內地人士紳乃至其他小人物，也大多承擔著類似功能。他們負責講述地方歷史、轉述殖民地知識，卻缺乏生活感與時代感。出色的殖民地小說，人物身上通常會帶著明顯的裂痕，例如對帝國文明的憧憬與羞恥、對自身身份的矛盾、對未來的徬徨與不安。但《臺灣漫遊錄》中的角色，卻很少呈現這種精神層面的掙扎。

尷尬不已的主觀曖昧視角與違和的文字表達

另一個令人感到違和的地方，則是主角之間情感描寫的時代語境，青山多次以「眼神溫柔」、「白皙的牙齒」、「粉嫩紅潤的臉頰」等露骨的方式描寫王千鶴，甚至包含嬉鬧餵食等橋段。它們帶有非常強烈的當代同性式情感暗示，與 1930 年代日本知識階級的書寫習慣之間存在明顯落差。1930 年代的日本文壇並非不存在同性曖昧與精神性親密，但那個時代的情感表達往往更加壓抑、間接且克制。尤其青山被設定為華族出身、受過高度教養的知識份子與作家，對情感的表達理應更加隱晦，暗藏於景物、天氣、禮節與沉默之中，而不是直接落在人物外貌與肢體反應的描寫上。因此，本書雖然在歷史物件與飲食文化上努力營造1930 年代，人物的精神層次卻是很當代的。

「仿譯文」與託名虛構的道德爭議

同樣的問題，也體現在小說大量使用的「仿譯文」上。作者顯然希望營造出「日語原文翻譯小說」的語感，但最終呈現的效果，卻更像現代人對日語翻譯腔的印象。人物對話中充滿「不愧是」、「束手無策」、「敗給您了」、「哎咿呀哎咿呀」等口癖與填充語，看似有日式氛圍，實際上卻顯得通俗、粗糙，甚至帶有當代動漫與輕小說式的角色感。

真實的大正至昭和時期文學，即使是日記體或第一人稱敘事，也往往具有強烈的修辭控制與階級感。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與上流階級，說話通常更克制、更講求距離感與留白，而不是反覆堆疊口頭禪來營造人物魅力。《臺灣漫遊錄》的語言問題在於它模仿的是「現代人想像中的日語感」，而非當時人們的說話習慣。

這也牽涉到另一個更敏感的問題：小說所採取的，是一種帶有「託名虛構」性質的歷史書寫。作者透過仿譯文、虛構作者設定，刻意營造出一種「這彷彿真的是當年留下來的作品」的閱讀幻覺，來吸引對紀實文學抱有興趣的大眾，而當作品大量借用真實歷史創傷、殖民經驗與民族記憶，這種模仿就不只是單純的文體遊戲，還會涉及倫理上的模糊地帶。

因為託名虛構最容易產生的問題，就是讓當代觀點偽裝成歷史人物自身的聲音。讀者閱讀時，會誤以為這些價值觀、身份認同與情感語法，本來就存在於 1930 年代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身上。但實際上，許多內容更接近戰後臺灣社會逐漸形成的本土認同與當代民族敘事。換句話說，小說並不是在重現那個時代的人如何思考，而是讓現代人的歷史理解，穿上昭和時代的服裝重新發言。

隱藏於檯面之下、被忽略的價值認同雙面性

本書更值得質疑的，則是王千鶴的身份意識。按照書中的設定，她出身於親日的臺籍仕紳家族，家族與日本人聯姻，妹妹赴日本內地求學，而她本人也是大正年間出生、在帝國教育體系下成長的一代。這樣的人物，理應是被日本帝國成功吸納的殖民地菁英，換言之，是帝國統治之下的既得利益者，她當然可能感受到矛盾與差異待遇，但那種矛盾，未必會像今日的臺灣人一樣，以如此清晰的民族身份視角來理解自身。她更可能從帝國的庇護之下獲得了超越本島人的利益，既想要與內地人拉近關係，同時又因本島人的身份感到困惑、受到約制而無所適從。

真正的殖民地經驗，很多時候並不是明確地喊出「我是誰」，而是在生活細節中逐漸感受到自己始終無法完全成為「內地人」。例如語言切換時的尷尬、對東京的憧憬、在禮儀與教養上的自卑、以及渴望被帝國承認卻始終被區隔的處境。這些微妙而壓抑的心理裂縫，才更接近當時殖民地知識階層真正的精神狀態。

然而，《臺灣漫遊錄》中的王千鶴，很多時候卻像一位已經知道戰後歷史結論的現代人。她對自身身份的理解過於清晰，也過於接近當代臺灣民族論述。於是小說經常產生一種奇特的斷裂感：外部世界是昭和時代，人物內心卻屬於當代。這也使得整部作品最終更像是一位現代創作者，透過殖民地臺灣的外殼，重新投射當代人的文化想像與身份焦慮。

於是小說留下的，是精緻的鐵道便當、地方料理與殖民地知識；卻不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真正如何矛盾、壓抑、掙扎與活著。